社会层级结构理论与构建服务型政府(3)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2020-06-04 21:14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必然要求原有的生产关系作出相应的调整。而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调整了,经济基础调整了,必然也要求上层建筑作出相应的变化。当代的历史正走向“世界历史”,当代中国处在全球化的时代。交往的扩大和深化,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高,对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传统的的权力至上的权力运作机制也必须有新的调整。当代中国党人在总结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经验基础上,自觉提出构建服务型政府的目标,正是对这一时代要求的回应。如何构建服务型政府,笔者以为,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首先,从“领域合一”自觉走向“领域分离”。服务型政府的构建,从根本上,依赖于政府之外的力量。对于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马克思把被黑格尔思辨的思维所头足倒置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指出,“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线)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和传统社会层级结构的影响有很大关涉。在传统中国社会,许多领域都是混合在一起的,家国同构,与伦理不分,国家和市民社会不分,权力至上,特征明显,而缺乏应有的制约力量。现代社会是一个“领域分离”的社会,市民社会和国家相分离,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相分离,独立个人和共同体相分离。[9]传统社会层级结构以及传统的“领域合一”社会面貌已不能适应当代中国现有生产力水平的发展要求,“领域分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领域分离主要体现为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分离,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分离,独立个人和共同体的分离等。国家权力来自于公民,要受公民的监督。公民的私人生活不受行政力量的非法侵犯。法律是公民权利的体现,法律至上,权力的获得和运作都要依照法律才具有合理性。领域分离后,市民社会构成一种对国家的制约力量,有效地防止了权力的僭越。当代中国应逐步改造传统社会层级结构,把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社会层级结构转变为中国党领导下的市场经济、公共服务型政府和公民社会所构成的三维制约的社会结构[10]。

  其次,在“领域日渐分离”的基础上,为各个领域的权力划界。现代国家的一个最大特征就是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分离和二元并存。市场经济(个人和企业)和公民社会(社会自治组织、非政府组织)构成与政府(国家)相对存在的独立领域。市场领域奉行的应该是平等自由竞争的法则,其主体主要依靠“看不见的手”来追求效率,社会资源主要通过市场来配置。但是,在防止贫富悬殊、限制个人的极度自私行为等方面,市场有着不可避免的内在局限性。这就需要政府的二次调节,需要政府维持市场秩序,提供社会保障,制定发展规划等等。然而,在现实中,公共权力的介入,往往形成对私利的某种践踏。公民社会的出现,正是弥补了市场和政府的“失灵”。现代社会的善治,本质上是政府和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提供,公民与政府一起共同治理国家,从而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因此,在市场经济(个人和企业)、公民社会(社会自治组织、非政府组织)和政府(国家)三个领域应通过协商、为各自的活动领域划定界限,确定应有的规范。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公民社会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公民的正当利益通过协商,通过合理程序凝结成法律,法律为公民的权利提供保障,公共权力的获得需以法律的支持为前提,其运行也要受到法律的约束。现代社会应当是法治社会,法治的核心不仅仅在于要求公民守法,而且更重要的是强调政府必须遵守法律,依法行使公共权力。

  复次,在权力和权利的合理界分基础上,实现各领域的良性互动。传统社会里,国家和市民社会区分不明显,呈现出“领域合一”形态。近代社会以来,生产力发展,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出现了领域分离的趋势。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自然要自觉扬弃原有的“领域合一”状态,走向“领域分离”,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领域分离,公民权利和公共权力各自在自己的领域内按照相应的规则合理运行,这对于权力作用明显的中国社会的当代转型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领域分离和各自划界是合理的。但是,强调市场、政府和公民社会的三分,并不是说三个领域就是各自为政、完全独立、彼此毫不相干的。事实上,在工业化发展的高级阶段,在进入所谓的后工业社会以后,在领域分离这样一种大的社会格局之下,也会表现出一种领域融合的趋势。换言之,理想的社会应该是形成市场、政府和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理想的良性互动状态有赖于人们在交往形成一种共识,这里的共识“并不像利奥塔所说,必定会抹煞个性,取消话语的多元性,相反,是建筑在对个性和多元性的承认之上的。但承认多元性和个性决不意味着异质多元的话语可以不遵守任何规则,可以超越语言交往的有效性的要求。”[11]应当说,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再到“领域融合”,是一种正、反、合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市场失灵”要求政府“出场”,“政府失灵”呼唤公民社会和政府的共同治理。三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在法治的框架下,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实现社会的善治。

  最后,就政府自身而言,政府应积极面对国际国内两种压力,做好角色定位和职能转变。从国际因素看,当代中国既要实现现代化,更要融入全球化。全球化浪潮给政府自身改革带来了机遇,也带了巨大的挑战。它要求政府必须对自身职能做出相应的调整,政府权力格局也应随之有所改变,部分权力向超国家组织转移,部分权力向地方或社会组织转移。从国内因素看,信息技术的发展也让公民掌握知识拥有了更为便捷的渠道,提高了公民的知识素质和参与能力。这两种内外压力共同促使政府治理模式发生变革,从管制走向服务,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考虑到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权力主导的传统社会层级结构,在今后乃至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政府自身在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过程中发挥积极推动作用尤显重要。政府应做好角色定位,重塑政府理念,努力建设有限政府、法治政府、责任政府、诚信政府;应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着重做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把那些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务交给市场和社会组织;同时,要注意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健全政府运行机制,创新政府管理和服务方式。需要强调的是,服务型政府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循序渐进,有步骤、有重点地予以推进。

  (10月16日,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举办的首届全国社会科学研究生学术论坛会议在中央党校举行。此次论坛的主题为“中国与科学发展”,参与代表是全国各地获奖优秀论文的作者。本文是获奖作者中央党校冯建辉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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