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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15 18:12

  爱问共享资料社会结构论文档免费下载,数万用户每天上传大量最新资料,数量累计超一个亿,社会学与社会建构论苏国勋一社会学与后实证主义社会学自十九世纪上半期从哲学母体中脱胎分化以来,基本上是沿着实证主义的传承发展的。在其早期命名人孔德那里,这门学科以自然科学为楷模,试图发现社会构成和变迁的某种普遍规律性,力求对社会达到客观性和真理性的认识,最终的目标是使社会研究成为一门科学,即“社会学”。可以说,社会学近两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基本上以实证主义为主线,其间虽然也曾受到新康德主义的“精神科学(包含文化和价值)的有力排拒,引起过一次次关于这门学科性质的论辩,但这些对立的观点和视角始终没能改变社会学的初衷。尤其进入二十世纪后,社会学的研究重心从欧洲转

  社会学与社会建构论 苏国勋 一 社会学与后实证主义 社会学自十九世纪上半期从哲学母体中脱胎分化以来,基本上是沿着实证主义的传承发展的。在其早期命 名人孔德那里,这门学科以自然科学为楷模,试图发现社会构成和变迁的某种普遍规律性,力求对社会达到客 观性和真理性的认识,最终的目标是使社会研究成为一门科学,即“社会学”。可以说,社会学近两个世纪的 发展历程基本上以实证主义为主线,其间虽然也曾受到新康德主义的“精神科学(包含文化和价值)的有力排拒, 引起过一次次关于这门学科性质的论辩,但这些对立的观点和视角始终没能改变社会学的初衷。尤其进入二十 世纪后,社会学的研究重心从欧洲转移到北美后,美国社会学以其鲜明的实用性和以应用研究为主要方向 把这门学科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美国社会学的几个研究中心代表了实证主义社会学所达到的最高成就:以拉 扎斯菲尔德和默顿为代表的哥伦比亚大学在调查方法和统计技术上的探讨为社会学研究的规范化提供了标准; 以 R. 帕克为首的芝加哥大学在社会问题研究上的成就成为应用社会学的典范;而以帕森斯为核心的哈佛大学 在理论上的建树,则把结构功能主义推上战后西方社会学方的主流地位。帕森斯学说具有大而无当的“巨 型理论”(grand theory)性质,因而难以在经验上加以验证,但与传统经验主义相比,它在强调经验归纳的概 括作用(与生物有机体类比,社会被视为系统)的同时,增加了演绎成分(文化作为价值的体现,对行动的决定 作用)的重要性,这就导致了这一理论一方面带有“抽象的经验主义”(abstracted empiricism, 米尔斯语) 性质,另一方面又表现为整体论的功能主义(holistic functionalism)。质言之,仍未脱实证主义窠臼。 70年代以后,随着科学哲学中历史-社会学派的兴起,社会学实证主义受到了沉重打击。主要以波普尔、 库恩、费耶阿本德等人阐发的“后实证主义”(post-postitivism)思想,导致了科学哲学中的,同时也对 社会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以库恩为代表的科学哲学中的历史-社会学派阐发了科学理论中的诠释学性质,这 极大地鼓舞了社会科学家冲破实证主义的科学统一观、科学方法的整体性的藩篱;不再相信自然科学会提供出 某种真理性知识或普遍性法则以及能够从中产生普遍有效的解释和预测;人们转而相信科学获得巨大成就的秘 诀与其说出自某种方的内在逻辑,毋宁说是取决于科学的社会、文化、制度、组织等外在因素;过去被奉 为圭皋的、高不可攀的科学性观念以及所涵括的客观性、合理性、真理性是科学本身也不曾达到的、也不会达 到的标准。这样一来,过去实证主义所孜孜以求的社会学之“科学”地位一下子被这种诠释学批判击溃了,以 此为契机社会学在其发展中迎来了后实证主义时代。 后实证主义在科学哲学中也被称为后经验主义,它是当代西方社会理论在科学哲学影响下出现的一股强劲 1 ,其主要关注点是社会认识问题,试图在弥合传统的实证主义社会科学与理解的社会科学之间对立的基 础上致力创建后实证主义方。后实证主义这一总称包括各种不同的取向,其中最重要的当属批判的理性主 义(波普尔、霍尔顿)、科学史-社会学派(库恩、拉卡托斯)和科学实在论等(参见 J. Alexander,1982)。从发 展沿革上看,后实证主义大致经历了三个相互联系的时期。30-40年代,西方社会科学共同体都强烈支持 激进的实证主义科学观,把科学仅视为归纳和经验的证实的结果,强调在事实和价值之间做出严格的区分,主 张科学只与事实相关而决不涉及价值。50 年代后,开始转向后来被称为逻辑经验主义的立场,虽然承认了概 念化和模型这样一些理论要素在科学认识上的重要性,也接受了“非观察性实体”的存在,但同时仍认为一切 理论陈述都可以通过纯粹经验、实验的程序而证实或证伪。80 年代以后,后实证主义或后经验主义开始在社 会理论中发生影响。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可以看到后实证主义的不同形式的表现。例如,一些人站在反实证主 义立场上试图把批判的理性主义、哲学诠释学以及存在主义等的个别观点结合起来,批判地重新考察实证主义 社会科学的基本原理(可参见 Epistemology, Methodology and the Social Science, Ed. By R.S. Cohen, 1983)。另有一些人把“后经验主义”的各种形式与逻辑经验论的批判联系起来,试图表明两者之间的承续性, 以求在扩展古典实证主义方的立场上为理论知识的构成提出更为严谨的策略(可参见 D. Thomas, Nationalism and Social Science, 1979)。还有些人基于实在论的科学哲学立场,借鉴历史唯物主义的个别 原理,试图提出能延续自然主义方传统的“社会实在论”概念,以克服社会学实证主义和理解的社会学传 统二者之间的极端和偏颇(可参见 R. Keat, J.Urry, Social Theory as Science, 1975)。 虽然后实证主义思想在 60-70 年代甚至更早的 M. 波兰尼(《个人知识》, 1958)、 蒯因(从逻辑的观点 看),1953;《词与物》,1960)等人的著作中就已显现出端倪,但最具影响的论述当属库恩的《科学的结构》 一书。库恩的基本观点认为,科学对事实的观察和说明总要通过现存的“范式”(paradigms)或理解的框架 (framework of understanding) 而展开。“范式是科学的构成要项⋯⋯也是自然的构成要项”,因此,“范式对 科学之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同于观察和实验。”(库恩,1970/1985) 这样一来,他就把科学描绘为一种由 经验观察和先验范式之间互动的双向过程,直接击中了实证主义将感觉经验绝对化、理想化的要害,为后实证 主义的科学观奠立了基石。库恩另外一个对社会科学产生重要影响的概念是“不可共量性” (incommensurability)。这是库恩考察科学史后得出的想法:即使在最严格、客观的物理学中仍然有相互冲突 的物理世界。由此进一步引出了关于“不足以确定性”(underdetermination)的概念, 它指涉的是这样一个 问题:逻辑上可能的理论与经验材料并不一定相符合,因此,经验证据无法确定理论是否正确。人们还可以从 费耶阿本德和后期维特根斯坦日常语言分析中找到类似的思想。不足以确定性中所蕴涵的相对性成分导致一些 2 人产生更激进的想法:既然经验论据无法确定一个理论比其竞争对手更优越,那么诉诸社会因素解释即社会学 解释就应该被认可。这后一种观点中所包含的对科学合理性的激进怀疑主义态度正是当代被称为“科学知识社 会学”所坚持的主张,并使它与后实证主义中占主流地位的理性主义观点分道扬镳,走上一条激进的相对主义 不归路。 二 社会建构论与知识社会学传承 “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简称 SSK) 是 70 年代最初在英国发展起来 的一个科学社会学流派,其主要成员一部分来自爱丁堡大学科学研究部( the Science Studies Unit of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故被称为爱丁堡学派,代表人物有巴恩斯(B. Barnes)和布卢尔(D. Bloor), 他 们以对科学知识生产和增长的宏观解释策略------强纲领(strong programme)而著称;另外科林斯(H. Collins) 则以经验相对主义纲领而闻名; 以及拉图尔(B. Latour)、伍尔加(S. Woolgar)和林赤 (M. Lynch)主张的对实 验室的科学生产过程做微观的民族志研究。这几种取向共同构成了当代所谓对科学的社会研究(Social S

  tudies of Science)之主体,虽然在具体问题的认识上他们之间也有细微的差别,但他们的共同之处是反对 后实证主义主流学派对科学权威地位的辩护,摒弃科学社会学在美国发展时期的默顿模式,强调要把知识社会 学的原理推进到科学知识生产的关键部位,即与知识内容直接相关,而不只是像默顿学派那样仅仅研究影响科 学发展的社会、文化等外部因素。他们对库恩关于范式的历史性和相对性思想做了更激进的解释,不仅把它引 入对科学的解释,而且还进一步从中引出许多从不同侧面,作为影响科学知识的稳定性和质疑科学理论的客观 性的社会性因素,进而认为科学理论具有内在的诠释学性质。换言之,包括科学理论在内的一切知识的内容归 根结蒂是由社会、文化因素的参与和作用而形成。被他们经常引用的那些社会性侧面有:社会关系、利益、共 识(consensus)、习俗约定(conventions)、劝说(persuasion)、修辞(rhetoric)、权势网络(networks of power)、 文字记载(literary inscription)等。这种对科学的合理性、客观性抱持的怀疑主义态度和相对主义立场构成 了 SSK的基本认识论前提。SSK这种研究科学知识的进路或策略被称为“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vism or constructionism)。 “社会建构论”作为 SSK不同取向所共同具有的一种研究策略,从严格意义上讲,本来属于科学哲学范畴。 但在发生发展过程中它却从主旨取向上与广义的社会学有着紧密的关联,从内容上与狭义的知识社会学和科学 社会学发生了交织。故其影响并不限于哲学和社会理论,而且波及社会学和社会科学各分支学科(参见 A 温特: 《国际的社会理论》,秦亚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该书是社会建构论观点的国际关系理论之代 3 表作)。 众所周知,社会学在其早期奠基人那里,具有很强的“社会决定论”色彩,强调研究人类一切活动要把社 会性因素放在首位。社会性,如在涂尔干那里,就像“物”一样是一种客观事实,因而具有客观实在性;它外 在于人的意识具有普遍性,能支配人的行为,具有强制性。人们还可以通过他对社会学方法规则的论述看到涂 尔干思想中的社会实在论、整体论(社会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与个体主义相对立)、功能论(功能分析优于因果 考察,拒斥各种形式的化约论)成分。涂尔干早年在与莫斯做原始分类研究时就已经认为,应该从群体结构和 群体关系中寻找思想范畴的起源,并且这些范畴也是随着社会组织的变迁而变化的(参见涂尔干,莫斯 1901/2000)。这也是涂尔干后来被称为“社会学主义”(sociologism)的缘由,这个思想传统在以后的知识社 会学中得到了延续。例如,M.舍勒在论述知识社会学的法则时写道: “全部知识的社会学本性以及所有各种 思想形式、直观形式、认识形式的社会学本性,都是不容质疑的⋯⋯人们用来获得知识的各种心理活动的‘形 式’,从社会学角度来看都必然始终受到共同的制约,也就是说,受到社会结构的共同制约。”(舍勒,2000: 66) 在此之前,马克思关于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的论述以及把意识形态分析纳入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结构背景 下,揭示出社会阶级和阶层分化与意识、意识形态具有内在联系,被认为是开启了知识社会学研究的先河。 处在形成过程中的知识社会学具有几个与本文论旨相关的特点。第一,主要侧重于哲学形而上领域的思考 (舍勒把知识主要归结为哲学世界观---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马克思则主要视为意识形态---思想体系),对知 识做具体考察的可操作手段尚付阙如;第二,对知识的产生和发展问题的探讨,尚有不同程度上的社会决定论 味道;第三,在知识分类问题上多持二分法,即以数学、自然科学为一方的“精确科学”、形式科学,和以宗 教信仰、道德学说、“实践智慧”、文化事物为另一方的“精神科学”、文化科学;前者的对象是自然界事实, 人必须把它当作被感知到的存在,故能不受主观性的影响。后者的对象是文化现象,它是人类本身活动的产物, 必然会受到人的主观意愿、偏好、价值的干扰。这种情况到了 K.曼海姆那里有了很大改观。曼氏的《意识形 态与乌托邦》(1936)一书对知识社会学的确立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成功地说明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不仅 使人们的思考偏离了所观察的事物,而且使人们的注意力放到了本来被模糊和忽略的环境方面。他以这种方法 从一般的理论阐述中为知识社会学的经验研究确立了有效的手段(参见 L.沃斯为《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写 的序言,商务印书馆,2000年)。 曼海姆在知识分类上基本沿袭了传统的二分法,所不同的是,他从不在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之间做泾渭分 明的区分,这导致了他看待知识有时会出现前后矛盾。“社会进程中的社会因素是否仅仅具有外表的重要性? 它们是否只应被视为制约思想的根源或实际发展(即它们是否具有发生学关联)呢?抑或能渗透进具体的、特殊 4 的论断的‘观点’之中呢?这也是我们将要试图回答的一个问题。一种思想的历史与社会起源,只是在它出现 暂时的和社会的条件对其内容和形式没有影响时,才会与它的最终效力无关。如果情况果真如此,人类知识史 上任何两个时期便只能根据这样一个事实进行区分:在较早时期某些事物还是未知的,某些谬误仍然存在,这 些谬误通过较后的知识完全得到纠正。这种较前时期不完全知识与较后时期完全知识之间的简单关系,在很大 程度上适用于精确科学(尽管今日这种精确科学范畴结构的稳定性概念较之古典物理学的逻辑已受到极大的动 摇)。然而,对文化科学史而言,较前阶段并不是如此简单地被较后阶段所取代,而且,也不那么容易证明较 前的谬误后来得到了纠正,每个时代自有其全新的看法和其特殊的观点,因此每个时代均以新的视角来看待‘ 同一’事物”(曼海姆,1936/ 2000:276)。 曼海姆所说的适用于自然科学的“较前时期不完全知识与较后时期完全知识之间的简单关系”,实际上已 经被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所否定,无论是主流派还是非主流派现在都承认自然科学知识的增长并非积累的,而 是的,因为过去的许多理论抑或“事实”都已在后来被推翻。按照曼海姆的逻辑,这是否意味着自然知识 也象文化知识一样,具有历史的和社会的性质呢?结合他后来的论述,显然这不是他的思想。例如,他曾写到: “对于形式知识可以说,其内容不受个别主体及其历史-社会属性的影响对所有人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 另一方面,有很宽阔的论题只对特定主体或者只在特定历史时期是可理解的,其内容要透过个人的意图才成为 明了的”(曼海姆,1936/2000:172)。后来,默顿在论及知识的存在基础时也认为:“知识社会学的所有观点 都认同的一个中心论点是,就思想不是被内在决定的情形而言,以及就思想的这一或那一方面能够从外认知因 素(extra-cognitive factors)中获得的情形而言,思想有其存在的基础。但是,这仅仅是形式上的认同,实 际上有关存在基础的特质问题的理论是纷杂不同的”(Merton,1957:516)。默顿所说的“存在的基础”,包括 社会的基础(社会结构、制度、规范、组织等)和文化的基础(意识形态、宗教、习俗等)两个方面。他和他的弟 子们所创立的科学社会学,主要研究思想亦即观念、知识与其社会基础的关系问题。科学社会学广义上虽然也 属于知识社会学的一种,但其关注点在于作为一种社会建制(social institution)的科学之常规性 (regularity)因素, 如科学家共同体的社会组织、制度、规范、评价等与科学活动的互动作用,而波普尔、 蒯 因等后实证主义哲学家关注的是知识理论与经验材料的关系,都不涉及科学知识内容本身与社会因素是否有关 的认识论问题。 与此不同的是,曼海姆的文化社会学(即知识社会学)研究知识与其文化基础的关系,重点考

  察社会理论与 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他与默顿两人同样从事“知识社会学”研究,在主旨追求上却表现出如此大的差异,究 其根本是英美经验主义的科学取向与德国思辨哲学传统的精神取向使然。此外,两人的知识社会学却也具有一 5 个共同点,那就是当论及促使知识变迁的动力时都笼统、含糊地指称有内在(理性)因素和外在(社会)因素在起 作用,至于何种知识是由内在因素决定以及何种是由外在因素决定,则语焉不详。受这种思想影响,在知识社 会学传统中就如何评价知识进步的合理性问题,一直存在着内在决定论和外在决定论的困惑。作为一种权宜或 变通的办法,当人们想要说明为什么一名科学家或共同体相信某一自然科学理论时,那就会诉诸有效的证据理 由;但当人们想要解释为什么某人会相信某种价值上可取的宗教信条、道德规约或其他社会学说时,这时证据 的作用就显得微乎其微,甚至根本不成其为证据,于是自然而然地转而求诸导致当时人们做出这种理论选择的 决定时正在起作用的社会因素。于是,在知识社会学中形成了一种沿袭已久的习惯:当涉及自然科学时,人们 就关注导致知识增长的“证据理由”(evidencing reasons),而当论及社会科学之类的文化事物或“实践智慧” 时,人们就会想到致使相信这些事物的社会原因(social causes)。显然,前者看重的是证据理由的有效性 (validity),后者则关系社会原因的可信性(credibility)。这种习焉不察的作法蔓延开来进一步抬高了自然 知识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文化社会知识由于受到主观意识形态的干扰、玷污而蒙受轻视,二者之间呈现出一 种不平等关系,其间的鸿沟几近不可逾越。 SSK 还可以在现象学社会学和常人方法学(ethnomethodology) 中追寻其思想根源。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 强调意识的主观能动作用,将客观对象(意向客体)的结构和性质归结为意识的主观建构。现象学致力于描述现 象及意识中被建构的过程,其“悬搁”关于存在的信仰,亦即暂停对存在的判断,存而不论,试图把一切材料 无论是实在的抑或非实在的都纳入现象学视野,以期克服启蒙理性所造成的欧洲科学危机。舒茨(A. Schutz) 承续了现象学的传统,他特别阐发了“生活世界”(the life world)和“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 概 念,并把它们作为现象学社会学的核心范畴加以讨论。在舒茨看来,生活世界是按照人们的常识意义被加以理 解、解释和建构起来的,而常识起源于人的社会性。社会行动者根据常识解释、界定情境,领会他人的意图和 行动动机,实现主体间有效理解并协调行动,以达到把握社会世界的目的。伯格(P. Berger)和拉克曼(T. Luckmann)的《实在的社会建构》(1966)一书接续了舒茨的现象学进路,强调对常识进行知识社会学分析可以 加深理解社会实在的建构过程。在他们看来,社会实在可分为客观实在和主观实在,所谓“社会”也就是主观 实在(意义)的客观化(外化)以及透过外化过程而建构出的互为主体性的常识世界。换言之,社会世界是通过思 想、信念、知识等主观过程社会地建构出的,这个建构的社会实在表面看来似乎是一种客观实在,但它除了有 由行动者及其角色构成的客观内容之外,还包含有由信仰体系加以合法化的各种制度等主观过程,从这个意义 上说,习俗、规范、权力、知识和科学等都有其社会学起源,亦即都是社会地建构的。加芬克尔(H. Garfinkel) 的《常人方法学研究》(1967)提出了一种考察社会秩序的新视角,使原来为传统社会学理论所渲染的社会超验 6 系统、复杂结构及其无所不在的强制力被一种在地性(local)、偶然性、多元性的社会行动所取代、社会秩序 正是在社会行动者的实践中被巧妙地建构------“孤立而又共享一种权宜往的人们如何一起共同建构、检 验、保持、改变、使之合法化、质疑、界定一种秩序。”常人方法学揭示的正是这种一幅有关社会秩序被建构 的普遍图景,即过去被宏观理论视而不见、习而不察的规则、过程和方法的秩序,正是在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 的行动中按照常识推理逻辑建构出来的。循此思路,社会学理论无须把关注的焦点长时间地停留在社会体系这 个庞然大物上,转向“反思着的”行动者个体实乃事所必然,并且这些个体也不再是这个社会“巨灵”及其有 关理论所操控下的“文化木偶”(cultural dope)。 本文所要考察的社会建构论,它与现象学和常人方法学不同的是,在把这些观点应用于自然科学知识的同 时,目的在于论证,不仅社会实在而且自然界实在同样也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科尔,2001:38)。 三 强纲领与弱纲领之争 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兴起,促使对科学的研究从“常规性”(regularity)向“社会建构性”(social construction) 转变,突出表现在布卢尔关于强纲领(strong programme)的论述上。所谓“强纲领”是指,比 一般认为对科学史某个片断做出完整解释有时社会因素应该受到重视的传统知识社会学观点更为激烈的一种 主张,它对“社会因果性”(social causality)的辩护具有强烈的相对主义性质。按布卢尔的说法,强纲领包 括四项原则:1.因果性,指能导致信念(belief)或知识诸状态的条件都应该是因果性的;2.无偏见性,指不论 真或假、合理性或非合理性,成功或失败,都要公证地加以同样对待,这些相悖的两方面都得到相同的证明; 3.对称性,指在说明的样式上要求是对称的,同样的原因应同时能解释线.反身性,指原 则上它们的解释模式能够应用于社会学本身(Bloor, 1976:2)。布卢尔的强纲领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十分诱人的 科学图景,在这幅图景中,科学似乎又回到了孔德的大一统时代,因为按照布卢尔的彻底因果性原则,社会学 也应如自然科学一样致力于因果性说明;不仅如此,对称性又强调同样的原因可以解释真实的和虚假的信念; 而公正性又保证了相悖的两个方面都可以得到证明。这样一来,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互关系上出现了一种 新的不平等关系,似乎位于人类知识体系顶端占主导地位的不再是自然科学,而是社会科学。为此,布卢尔在 《知识和社会意象》论述的开始,就大力指责把科学知识内容免除知识社会学分析的做法,强调全部科学都是 社会学的合法领地,批评传统知识社会学家画地为牢、自我设限,完全背离了社会学立场。 “社会学家所关注的是纯粹作为一种自然现象的知识----包括科学知识⋯⋯与把知识界定为真实的信念 不同,对于社会学家来说,人们认为什么是知识,什么就是知识。它是由人们满怀信心地坚持,并以之作为生 7 活支柱的那些信念组成的。社会学家将特别关注那些被人类群体视为理所当然、被人类群体制度化或赋予了权 威性的信念。”(Bloor, 1994:1) “对于相对主义者来说, 把某些标准或信念看作有别于这种仅仅在局部地区被接收的标准和信念,因而 认定前者具有真正的合理性,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在他看来,并不存在与环境无关或超文化的合理性规范, 因此他认为以理性的和非理性的方式持有的信念不会构成本质上不同的两类事物。它们并没有成为两种本质上 不同的需要诉诸不同人类精神的东西,或者与实在有不同的联系,或者要根据不同的社会组织模式来决定它们 的可信性⋯⋯ 因此,相对主义者的结论是,它们将以相对的方式得到解释。”(Barnes & Bloor, 1982:27-28) 强纲领关于知识的相对主义立场以及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反实在论观点,与科学哲学和传统的知识社会学观 点相去甚远,为此受到了以劳丹为代表的科学哲学家的强烈反驳。作为一名后实证主义者,劳丹对科学合理性 的看法已经摆脱了实证主义科学观的绝对化、理想化模式,承认“科学半独立于神学和形而上学”的观点。他 自称自己持有的是一种“弱化

  的合理性和进步概念”,主张一种信念、知识或理论是否具有合理性只与它解决 问题的能力相关,与真理、客观性并无必然联系。在他看来,科学史上有一些例子说明哲学、巫术、神学都曾 提出和解决过一些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它们与科学并无本质差别。那种试图寻求科学与非科学本质差别的努力, 必然是徒劳。在知识社会学与科学思想史之间的相互关系上,他提出了一个与传统理性主义者相比显然是“弱 纲领”(weak program)的建议:“当且仅当信念不能用它们的合理性来说明时,知识社会学才可以插手对信念 的说明”(劳丹,1997:207)。劳丹把这个建议称之为“外合理性原则”(the arationality principle), 并 强调这只是一个方原则,决非一种形而上学学说,也不能由此得出“每当一个信念有充足理由予以说明时, 它就不可能有社会原因”;而只是说,当一个信念有充足理由予以说明时,就没必要再去寻找社会原因的说明。 而且社会原因的说明未必会更好。他对科学史上的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进行考察后又补充说,社会学分析应用 于科学思想史必须等到发展出科学的理性史或智力史之后才有可能,同样,认知的知识社会学(cognitive sociology of knowledge)在通史中的出现也必需等到发展出某些全新的社会学分析工具和概念之后。在劳丹 看来,这两个逻辑上在先的任务解决之前,任何断言科学知识的内容是由社会决定的提法只能是乌托邦式的空 想。另一位科学哲学家牛顿-史密斯(Newton-Smith)据此得出结论说,在科学史研究中,社会学只用于反常 (deviants)。 强纲领派的巴恩斯和布卢尔对劳丹等人的这一观点痛加挞伐,指出他们不公正地赋予科学知识以霸权地位 的同时,极力贬低和矮化社会学是一门只研究“错误”的剩余学科;这一切适足表现出理性主义的独断和专横; 与他们散布的相对主义是对理性、科学的一种威胁相反,作为对知识的一种科学理解形式,相对主义恰恰是人 8 类学、制度史和思想史乃至认知心理学不可或缺的,理性主义才对知识和认知的科学理解构成了真正的威胁。 劳丹本人虽然不满意科学哲学和科学史学对科学合理性的僵化、绝对化解释,他从实用主义立场出发要求用解 决问题的能力亦即有效性取代与真理性的联系,但这毕竟是理性主义营垒内部的岐见。而强纲领的对称性原理 主张无差别地看待和说明合理性的和非理性的、真实的和虚假的、正确的和错误的信念,则是釜底抽薪从根本 上否定理性原则,实际上是一种去理性或反理性(derationality or antirationality)观点,这是劳丹所无法 接受的。由此可见,强纲领与弱纲领之间在“对称性”和“外合理性原则”上的分歧实质上表达了在科学合理 性上相对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冲突。 四 理由与原因之辩 劳丹与 SSK的第二个分歧是透过理由对原因之辩表达出来的涉及接受还是排拒实在论的冲突。理性主义者 认为造成强纲领派失误的一个根源是他们混淆了信念的理由(reason)和原因(cause)。劳丹等人认为,对某一 信念的有充足而完备的理由说明不同于对表达这些信念的词语之倾向的原因说明。理由是与信念的有效性 (validity)有关,它需要诉诸与实际信念的偶然因素毫不相干的有效证据;原因则与信念的可信性 (credibility)有关,倾向的原因可能是心理的也可能是生理的或社会的,但它们是随着历史-文化情境的变化 而变化的。譬如,忧郁症患者是否更倾向于接受场论,以及西洋绅士是否更倾向于喜欢白肤色的金发女郎的说 法,又如魏玛共和国的浪漫主义和神秘主义思想氛围与一战后德国物理学界放弃因果性、决定论观念是否有关 的问题,引人注意的首先是命题内容的可信度问题,人们必然会从精神病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上追寻可能导致 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这与摩擦生电之类的科学判定(信念)是不同的。劳丹一派的理性主义者认为,信念的有 效性取决于内在的论据理由,而信念的可信性则依赖于外部的社会原因;前者是科学探究的对象,后者则属于 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范畴。 SSK理论家布卢尔和巴恩斯则反唇相讥,认为在理由和原因之间做出区分根本站不住脚。首先,可以作为 证据的理由同原因一样,都是偶然的且随着社会变化而变化的。其次,同一事物可以成为截然不同信念的论据, 正如科学史上许多事实证明的那样,不同科学家会从相同的事实上得出不同的结论,而且会对同样的论据做出 不同的理解。之所以会这样,完全是由于某一事物只是在特定环境下的某种事物的证据,这种环境就赋予了什 么是先验可能的和不可能的意义(预设)。它们以科学史上巴斯德和普歇关于生命自然发生说的争论为例说明, 与对这一有名事件的传统解释相反,法利(J. Farley) 和盖松(G. Geison)近年的研究重新揭示了外部因素对 科学概念的内容有直接影响。扼要地说,生命自然发生说是一种学说,它主张生命有机体能够无祖先地独立发 9 生,既不是从无机物(无生源说)中也不是从有机物残骸(异源生殖论)中起源。传统科学史的解释认为,普歇从 先入为主的有利于自然发生说的观念出发,而巴斯德则以其完美的实验技术得出一系列结论性检验推翻了这一 学说。而法利和盖松的研究都描绘出一幅完全不同的图景。巴斯德之所以否定自然发生说,固然有其本人科学 信仰上的内在证据理由,但他本人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时代的保守党人和既定秩序卫道者的身份,以及对民众平 庸的厌恶和对无政府状态的担忧,都对巴斯德的科学研究发生了影响。据此,布卢尔和巴恩斯写到:“因此, ‘可以作为证据的理由’就构成了社会学探讨和解释的首要目标。在知识社会学中没有什么问题不受‘可以作 为证据的理由’的约束,它所关注的恰恰就是‘可以作为证据的理由’的原因。”( Barnes & Bloor,1982:29)。 霍利斯在“实在社会解构”一文只认为,强纲领的要害是废止客观性和合理性的效力,其手法是把因果性 片面地做单义的决定论解释,进而把因果性与信念、知识的关系描述为社会环境型塑、建构各种信念的过程, 而几乎未给作为运动源概念的人类施动作用(human agency as a motor concept)留下任何施展的余地。在 考查信念、知识的产生问题时,建构论者先把它的社会性因素割裂开来,然后再把它们当作原因和结果联系起 来。实际上,社会的和思想的因素只有被单独地加以讨论时,在思维的抽象中才是分立,须知这只是一种理想 中的分立,而在现实的行动者那里二者永远处于一种紧密纠缠无法分离的互动关系之中。质言之,社会的和思 想的之间是一种双向因果关系。“我们决不能把这种因果性条款当作对某种粗鄙的社会决定论的断言来理解, 而应当作寻求必要而又充分的原因条件的过程来解读”(Hollis, 1982, 71)。一个信念或知识之所以为社会成 员所坚持,一种是因为这些信念是真实的,另一种是因为这些信念具有充足的理由为人们所坚持。“在这里, 理由这个概念是从客观角度看具有合理性,而那些从主观角度看具有合理性的信念则没有必要经历这些检验; 这里既存在所有各种信念都必须达到的最低界限,也存在某些信念必须达到的最高界限;而好的理由(good reason)是一个客观术语,我们应当在接近这种最高界限的过程中越来越有保证地使用这个术语”(同上,72)。 辩论由理由/原因、有效性/可信性之争进一步延伸到对实在和实在论(reality and realism)的看法。在 当代科学哲学中,实在论有不同形态,与本文论旨相关的,也是最基本的一种形态是本体论实在论(ontological realism),即认为世界是一种客观存在,它具有独立于我们认识者的确定性。一般而言,自然科学家大多会倾 向理性主义而认为,科学知识完全因为它们与实在相符合而获得可信性,即科学知识的内容是一种存在于自然 界事物的知识或表达,这种

  符合是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从经验上都能感受和认识到的。布卢尔和巴恩斯认为, 这种看法是一种朴素的经验论,它的缺点是人所共知的。他们主张“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实在部分”才真正是所 讨论的信念所关注的焦点。换言之,社会学家关注的是起作用的任何可信性的局部原因,而不是自然科学家所 重视的本体论的实在。其间的差别,举例来说,就相当于一张地图与一个生物体关于某一地域的知识一样,二 10 者之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前者是集体的描述,后者是个人的描述。一张地图决非个人的文献,更不是一种心 理状态或能力,它是文化的产物,一些描述必然涉及到约定;个人具有在某一地域进行航行的心理能力之信息, 并不能与地图本身所包含的创造力、构思、制图规范等能力相媲美。但是,当要对这两个“事实”或“实在” 的影响进行评估时,就必须符合社会建构论者提出的等值公设(equivalence postulate)。这即是说,无论信 念或知识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合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事实”的影响对信念的持有者都起同样的作用。布 卢尔和巴恩斯曾明确地写到:“我们的等值公设是:所有信念,就它们的可信性的原因而言,都是彼此平等的。 这并不是说,所有信念同样都是真实的或同样都是虚假的,而是指无论其真假与否,它们的可信性的事实都同 样被看作是有问题的。我们为之辩护的观点是,所有信念的影响,无一例外都需要经验研究,并且必须通过找 出其可信性特有的、独特的原因来加以说明。这意味着,无论社会学家把一种信念评价为真实的或合理性的, 还是评价为虚假的或不合理性的,他必须找出其可信性的原因”(Barnes & Bloor 1982:23)。 社会建构论者的这个等值公设带有明显的相对主义和反实在论性质,故而在理性主义者中间引起了强烈反 弹。M.霍利斯认为,这是“在剥夺理性所具有的全部传统的自主性”,是“对实在的解构”。在他看来,强纲领 本身就隐含着一个悖论:如果对于所有各种信念的说明都应具有公正无偏见性和对称性,那么,提供此纲领的 人所具有的信念也应适用这一原则。然而,强纲领的信念或知识明确地宣称要以科学为诉求,而科学中的事实 是基于外部世界的经验证据,并非来自人们的社会商谈或认同(negotiations or consensus)。这无疑就与建 构论本身的基本原则相悖逆,也即颠覆了自身,因此强纲领本身成了一种自我否证的相对主义(a self-refuting relativism) “‘实在的社会建构’这个诱人浮想连翩的语句指的是一种决定论过程,通过这 个过程,被从集体角度界定为真实的事物,就其结果而言都是真实的。自我指涉是一种难堪,而不是一个卖点。 然而,近来知识社会学被用来寻求一种行动的社会学。在这里‘实在的社会建构’指的是人类的手工制品。行 动者们创造社会事实,或许是全部社会事实。社会世界既能被从内部加以审视,也可以被从内部加以说明。当 强纲领被运用于这种社会生活观时,就不可避免反身性和相对主义,即使它希望避免这两者” ( Hollis,1982:81)。劳丹在一篇文章中评论说,对称性原理主张对其真实的或虚假的、合理性的或非合理性 的信念提供的证明必须是相同的,这是强纲领的核心。他认为这只是一种最大程度上的例外,并非科学通行的 大道。布卢尔等人的意图无非是宣称理由也是一种原因,并且这些理由-原因总是在场的(present)。劳丹用实 例说明这些理由-原因并非总是在场,也并非总是缺席(absent)。对称性的荒谬之处就在于,它是一种要么全 要么无的原则(an all-or-nothing principle)。据此,劳丹把强纲领定性为“一种科学的伪科学”(a psedo-science of science) (Laudan,1981)。看来,割断信念和知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通过把各种不同形 11 式的文化产物所具有的极为不同的属性归结为它们的社会起源,从而否定它们在知识体系中所起的不同作用, 是导致社会建构说堕入相对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对此,劳丹在另一地方这样写道:“我坚信本体论的实在论 是正确的。我们只有假定科学家并不是在向壁虚构他们的工作,科学的成功才能予以解释,科学取得了成功的 说法才会有意义。看来奇怪的是,西方的许多哲学家(特别是法国和德国传统的哲学家)否认世界具有确定性。 他们是彻底的相对主义者和社会建构论者,他们对智力生活的看法只是一派胡言”(劳丹,1977/1998:2)。 一位现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Dibner科学技术史研究所任研究员的华裔学者曹天予,也认为对称性原 理使社会建构论者陷入了自我驳斥的困境。他针对社会建构论者皮克林(A. Pickering)依靠各种社会结构(例 如科学判断的结构)作为解释知识的源泉,诘问道:“这种结构是客观的吗?抑或是你的建构物?若是你的建构 物,那么你的建构物为什么对于其他人的也许是与你的相冲突的建构物拥有特权呢?这里没有一致性的基础, 甚至连讨论的基础也没有。去求助于实际的记录也是自相矛盾的,因为根据社会建构论的观点,所有人类行为 的记录必然是我们的建构。否则,如果有人类行为的客观记录的话,那么为什么不应该有自然过程的客观记录 呢?无论如何,自然过程的客观记录的存在就意味着科学可能是自然的表象,而非注定是一种社会建构。”(曹 天予 1994:6) 五 社会建构论与社会工作 尽管社会建构论从产生之日即在理论上存有很大争议,但是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研究视角,它对打破过去 沿袭已久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观点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其中尤应注意的是社会问题研究领域。 在过往的社会学教本中,“社会问题”通常被定义为某种客观的、可被观察的客观状态或社会过程。关于 社会问题的客观知识可以通过科学方法而获得,因而对社会问题的科学研究可以以社会状态为真实的而分析社 会问题。一些社会学家把他们使用的假设当成把社会问题定义为可观察的社会状态的根据。例如,默顿认为“ 社会问题存在于实然与人们思考的应然之间具有很大差异的时候”(参见斯梅尔瑟,1991)。换言之,社会问题 就象偏差行为(deviant behavior)一样,是由于文化上认同的目标同达成目标所使用的手段之间存有差距的 结果。例如,在现代社会人追求事业上的成功以获取较高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这是在文化规范上得到允许的 目标,而达成这一目标的合法手段往往要求受过良好教育,以便习得现代科技知识和服务社会的本领。但是由 于人们的先天和后天条件的限制,致使每个人在达成目标可供选择的手段上是不平等的。有人无视这种由社会 结构、社会力量造成的人的实质不平等,出于个人攫取财富的私欲,不惜采取非法途径,如造假欺骗、敲诈勒 索、贩毒抢劫等手段敛财,于是造成犯罪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这种从目标(价值)与手段(机会)不一致解释 12 失范(涂尔干)、偏差(默顿)、社会问题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传统,它摆脱了前现代纯主观地把社会问题归于 “罪”(宗教)“恶”(伦理)或者“疾病”(生理-病理)而把对这种社会状态的研究描述为客观的分析,务求 使关于社会问题的社会学成为一门客观的知识。 社会建构论的观点是对上述传统看待社会问题之方式的一种回应或替代方案。它把社会问题定义为“群体 表达不满和要求尊重某些一致认定的条件的活动”(Kitsuse & Spector, 1973:415)。在这个界定中,社会问 题不再是某种应该加以研究和改正的客观情境,毋宁说是一种诠释过程,正是在这个诠释过程中把诸如犯罪、 贫困和无家可归等现象认定成应被视为压抑的、不可忍受的、不公正的条件。从这个角度上看,社会问题不再 是某种特殊的、不公正的或不道德的状态,而是对被诠释为不公正不道德的公认状态的界定或取向。换言之, 社会问题是一种界定的社会过程。例如,奢侈的娱乐活动与旅游,这两项特别是青春期少年体验生命的普遍好

  奇和,中上阶层可轻松地为其子女提供许多昂贵的娱乐活动和国外旅游。然而来自劳动阶层、农村或少数 民族部落的少女凭借自身有限的条件通过易的渠道来体验时,她们的欢乐却容易被界定为虚荣、贪图享受 的偏差行为(参见朱元鸿,1998)。建构论刻意强调,社会问题的建构活动在立意上和取向上是一种修辞或措 辞(rhetoric)、做出宣称(claim-making)的过程,亦即选用恰当语汇去名状某种特殊社会环境--给出名称 (即取名)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发生和持续在时刻变化着的、各式各样的周边情境之中的,建构论的社会问 题社会学就是要“对做出宣称和回应活动的产生和持续做出说明”。这样说来,建构论就为关注社会问题是怎 样被命名的、被建构出来的社会过程的社会学提供了理论和应用的基础。 这里,建构论的社会问题社会学表现出了几个特点。 首先从理论上看,“建构”是与维特根斯坦对语言游戏(language games)和生活形式(forms of life) 的分析一脉相承的。实际上建构论的理论家 D.布卢尔正是从研究维特根斯坦的日常语言分析开始其科学知识 社会学论述的(Bloor,1983)。按照维氏的观点,语言游戏是多样的、具体的并且在文化上共享的,它是行动 者赖以组织情境和达到实践目的的手段。它可分为提出问题、讲述情节、给定秩序和描绘客体等方面,进而每 一类语言游戏与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活动相互关联。正是在语言游戏与活动的相互关联中,行动者为赋予自己和 他人行动以意义而建构社会情境脉络。因此,语言游戏亦即行为模式与行动者对此行为取向关系的表示。维特 根斯坦把这些行为模式当作生活形式加以分析,认为它们是导致意义和意义产生的习惯性行为的基础。维氏以 此反驳了把语言、意义和知识归结为个人意向之产物的个人主义(哲学)理论和心灵主义(心理学)理论。在 他的分析中,显然意义和意向是社会地组织起来的,它们镶嵌在共享的语言和文化的联系中,从而把行动纳入 有意义的模式,进而也就成为行动以及与之相关的心灵状态(亦即意向)能够表示意义的社会情境脉络。 13 社会建构论者借鉴了维氏对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的分析,从理论上把它引入知识社会学研究,在实践上把 它向常人方法学方面引导,成为一种激进的社会研究观点。常人方法学(ethnomethodology)研究人在生活世 界中怎样凭借常识性实践、程序和资源得以认识相互可以理解的事物和行动。它注重本土发生和持续进行的实 在的建构和保持的实践。具体到社会问题研究上,常人方法学强调行动者描述性地建构意义(包括意向)和赋 予意义,并把它视为关注的焦点。它把社会研究者的说明性的实践行为纳入周边情境之中,这即是说,研究者 本人就是他所置身其中的情境的构成性方面。意义的建构和赋予是一个多面向的过程,同时涉及到对事件、客 体或者对正在思考着的问题的界定,同样也关涉到做出思考时所处的情境。再有,常人方法学重视对日常生活 中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或者“熟视无睹”方面的分析,这些方面有的关系到舒茨所说的“自然态度”的 构成基础,有的涉及到世俗性或常识性推理的依据,日常生活正是透过它们才得以组织起来。这些都与维特根 斯坦对实践的假设以及对实践与意义建构、意义赋予相互联系的分析相关联的。 常人方法学应用于社会问题的方式,是分析把某些日常生活方面描述为社会问题的人,在做出宣称时他是 怎样在特定情境脉络下与对象互动的以及怎样做出说明的。正是被互动双方用来进行分类的社会问题范畴,例 如吸毒、、青少年犯罪等,以及被他们描述是有问题的境况-条件,被我们分析为社会建构。在这里,我 们首先考虑的是,常人方法学取向的社会学研究在看待有条理地应用具体的社会问题称谓时所采用的手法或方 式,是属于社会建构论式的。常人方法学取向的社会问题研究,多致力于描述分类概念所指称的具体例证的惯 常做法,这种把社会问题的现实归结为惯常作法,把规范、法规、制度等公共说明结构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 被称为社会问题工作(social problems work)。这是与过往人们所熟悉的结构功能论的社会问题概念完全不 同的一种路向(Miller & Holseein,1993:15)。 西库列尔(A. Cicourel)对美国少年犯罪管理的研究给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说明。他的《少年正义之 社会组织》(1968)一书涉及对“少年犯罪”的划分过程的反思。这一研究分析了美国行为是怎样受到常 识性的犯罪理论影响的。例如,对待出自破碎家庭的少年过失者要比对待来自稳定家庭的少年严厉得多。 结果,许多来自破碎家庭的过失者更容易被正式逮捕,并以被捏造的罪名当作罪犯加以对待。这种实际做 法反过来又以犯罪统计学的形式提供了具体的、有案可查的、可佐证常识理论的证据。因此,们的常识性 理论自然也就成为生产和再生产他们自身行为的正当有力的证据(Cicourel,1968)。这种反思性观点对于人 们矫正过往的一些被视为理所当然、习焉不察的理论之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在中文世界中,朱元鸿的“娼妓研究的另类提问”一文也为我们理解社会建构提供了有益的分析。作者根 据他在中部地区的田野调查,结合对有关文献的理解,在文中指出,历来的所谓的经验性妓女研究, 14 都是通过感化院、习艺中心、观护所之类的机构才能接触到研究材料,因而这类研究往往必须依赖警方和司法 等权力执行者的界定、裁定结果,完全忽视了“妓女”、“”、“易”这些范畴本身的界定背后所隐藏的 特定中产阶级的社会经济条件和以父权为代表的特定男性群体的性道德,因而不加分析地使用这些给定的统计 材料,仅仅把它视为一种“客观的社会事实”,就是倾心于复制特定阶级、性别和群体的结构化的社会歧视。 作者进而指出,由于无论就身体外观、举止仪态以及工作场所,人们有时很难找到辨识现代妓女的身份标志, 于是在上述歧视结构的作用下,“所有的妇女都有嫌疑”,由此进一步再生出妓女泛滥的道德恐慌,而在完成这 样一场话语/权力的布控后,政府有关单位、社会慈善机构、宗教团体也就为义正辞严地大力推行反娼运动找 到了合法性根据,然后却将这一社会现象与既存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隐密地遮蔽起来。作者最后将他的田 野研究对象――“”――解构为“性”和“交易”两个文化范畴,就“易”而言,婚/娼、是/否金 钱交易、有/无性器接触,这些看似判定细微模棱的情境以及结构化的偶遇的符码或尺度,它们与其他一些二 分概念,如“/自愿”,“受害/虚荣”一样,与其说是呈现她们情境的分析范畴,毋宁说是社会特定 道德兴趣所需要的线)。 在社会学史上,与建构论的社会问题理论相似的曾有标签理论(labeling theory)。贝克(Howard Becker) 在《局外人》(Outsiders, 1963)一书中,不同意心理学和社会学对偏差行为的解释。他认为这两种解释忽视 了偏差行为的层面的原因。他提出偏差行为实际上是由于社会上的强势群体有能力将“偏差者”的标签加 诸弱势群体成员之上所致;一旦有人宣称规则被破坏,该弱势群体成员就会遭到制裁,尽管他的违规是假的。 有时被标签者会偶犯过失,但并不认为自己是“偏差者”,这种被称为初级偏差行为;倘被加以“偏差者”处 置后,自己也渐渐地认为自己是“偏差者”,则被称为次级偏差行为。(参见 H.斯梅尔瑟,1991:212-213)。 这就是所谓的“标签理论”。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建构论之前,早已有人发现并尝试探讨过社会问题本身固 有的建构性。 比贝克更早的是默顿的“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概念。尽管默顿早在 1936年的 一篇论文中就提出这一概念并在《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1957)一书中辟有专章加以论述,但在 2000年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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